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5 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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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清河镇社区的调查研究和杨庆堃30年代所做的关于山东省邹平县市集的研究。此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近代华北集市(镇)的问题,譬如石原润、中村哲夫、宓汝成、张瑞德、刘克祥、乔志强、龚关、李正华、王庆成。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近代华北集市研究向前迈进了大一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关于近代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集市的研究亦渐次展开。如李金铮、贾贵浩、谢元鲤、行龙、张万寿、魏宏运等。正如有学者多次强调指出,集市在华北区域市场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华北区域市场发展迥异于江南地区的一个特点。因此,近代华北集市理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华北市镇的发展也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之一,便是铁路的开通极大地影响了市镇的发展。而在铁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市镇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大、中、小城市和县级行政机关驻地。因此,铁路与市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学者们研究近代华北市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华北区域史、社会史,尤其是铁路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研究的深入,一些关于铁路与近代华北市镇发展的专题论文相继问世。例如江沛、熊亚平、王先明的文章。此后,熊亚平等人推出系列论文,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其一,分析了铁路与华北传统内陆工商业市镇兴衰和市镇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其二,从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属性和与铁路相关的运营管理制度出发,考察铁路沿线城镇的铁路运营管理机构与城镇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路货运负责制度、联运制度等各项制度组成的铁路运营管理制度对其转运业发展的影响。其三,力求突破铁路与市镇发展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转而将“铁路沿线市镇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了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和市镇商会会员等问题,阐述了铁路沿线市镇发展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与以上研究者不同,王玉茹、张学军、丁德超等人从其他角度对近代华北市镇作了研究。关于近代华北集市(镇)的研究,一方面在集市数量与集期以及铁路与沿线市镇发展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与明清和近代江南市镇研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集市与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份量的成果仍不多见。其二,既有研究虽然也重视但其个案或为某些县份所属的集市和市镇,(如位于铁路沿线)的一组市镇,更具体的个案研究,除石家庄等少数市镇外,个案研究或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类型的研究亦不多见。其三,比较研究仍然较为薄弱。结合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有的学者对近代市镇研究的总结,我觉得今后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首先,应致力于转换视角、扩大研究视野。以往关于集市数量、集期,以及与铁路关系的研究,虽然抓住了近代华北区域的两大特征,但视野也受到很大局限。近代华北集市(镇)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应将其置于华北区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变迁进程中进行考察,以“超越集市和市镇”。其次,应致力于更新研究方法。一方面,要深入系统的学习和运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不能仅停留在一知半解和转引借用的层面,真正做到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要“走出华北”,学习和借鉴江南市镇研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在完整准确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华北区域市镇发展状况与特征。再次,应致力于跨时段的研究。一方面,应重视明清时期华北集市(镇)由于经济兴衰、人口增减和军事防御,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发展变化,注重其发展的和延续性,尤其在涉及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历史的积淀和惯性。另一方面,应将近60年华北集市(镇)的演变纳入研究的视野,既可以了解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变异,也可以分析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后的适应与不适应;既可以检验研究成果与结论的科学性,也可以为当前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历史依据与借鉴。第四,应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拓展。一方面,应努力开展关于集市(镇)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社会生活方式嬗变之间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努力扩大个案研究,尤其是关于若干名镇历史变迁及其影响098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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