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5 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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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班的长时段的研究。第五,应致力于资料的发掘利用。与江南相比,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的瓶颈之一,便是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相对不足(如镇志、乡志等较为少见),因此,更应重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口述史料、调查资料和碑刻的发掘利用。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的“乡村建设派和日本的“满铁”等机构大量的调查资料。民国年间冀中农村教育研究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至今仍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也是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等老一辈学者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回顾与分析民国时期特别三四十年代冀中乃至华北地区的教育状况,从历史的角度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人口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先简要说明人口的变迁。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大致状况是这样的: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人口剧增时期。明代人口只有六千万上下,清代康熙以来人口大幅度增长,1700年人口首次达1亿左右,18世纪突破3亿,19世纪已达4亿。自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时有浮动,但在总量上变化不大。本文所研究的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叶人口即属于这种情况。从陈翰笙先生1930年的调查记载以及河北省统计局对40年代的追踪调查记载看,基本符合上述总的概况。从1930—1946年十六年间,清苑的人口增长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缓慢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7—9.5‰之间。冀中同国内大部分地区一样,民国初年到30年代,很多村庄仍未设立小学,私塾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1932年,保定地区“全境四五百村,而未设立学校之村庄,竟达十分之三四,女小尤寥若晨星”。即使设立小学的村庄,往往同时也保留私塾。在整个华北地区,私塾教育在农村都有很大的市场。根据1935年的一项统计,冀鲁豫三省共有351个县,平均每县有私塾48所,孰师48人,学生735人。考虑到当时很低的入学率,显然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在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在教育方面对村民有普遍影响的事情,还是村办学堂的兴起,它们是现代小学的前身。村办学堂,一般都是在私塾的基础上,以庙宇改造为学堂,被老百姓戏称为“中华民国大改良,以大庙改学堂”。当时清苑的县城在保定,保定也是直隶的省府所在地,又临近京城,固此得兴办新学的风气之先。清苑的劝学所于1906年成立,这是袁世凯办学机构的县一级称谓(1923年改称教育局)。劝学所设总董一人,下有劝学员六人,分赴各乡镇,督促建立小学堂。1908年时,全县的初级小学已达150余处,并把这些小学划为五个学区,每学区又设高等小学一处。初等小学学制4年,高等小学3年,初小4年是义务教育。现代小学开始普及时,缺乏师资是主要问题之一。为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劝学所组织初等小学老师和私塾塾师,分期分批来县城参加讲习班,进行培训;最后,为长远计,1923年正式创办清苑师范学校(1931年改称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为新兴的乡村小学提供师资。师范生多数来自农村,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担任高小和一部分初小教师。该师范学校先后为清苑培养了数百名乡村小学教师,是当年全县的教育中心。笔者颇感兴趣的发现了一张教师花名册,这是该师范学校教职员工1938年的登记名单,从中可对该校的师资构成、课程设置以及教职员工的报酬等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考虑到该校当年师范生每月2元钱的伙食费以及当地一般村民的消费水平,应当说清苑教师的这份待遇还是不低的。到1932年,除在保定设县立师范学校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外,还在乡村的共建12所高等小学校,两个班,学制改为二年。多数是走读生,住宿生仅占10%,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年龄较高者达20岁。教师由县统一分配,教学经费、教师薪金,一律由县拨款。学生除书费、伙食费外,全年还交2—4元学费。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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