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5 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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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初级小学也发展到214所,其中包括女子小学8所,私立小学2所。当时清苑辖400余村,大约2个村便可有一所初级小学,可见,就初小设置的密度看,基本可以满足村民就近入学的要求。初小开设的课程是国文、算术、常识、修身、公民,写字和珠算也是必修课;高小的课程除初小课程外,又增设了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令人惊讶的是,个别高小竟然还开设英语课。后来高小和一部分初小又增设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由于教学内容多样、实用,气氛活跃,教学秩序也有所改善,所以私塾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向新式小学转移,从而私塾和教会办学逐渐被淘汰。显然,到30年代晚期,现代初等教育已在全县占据主导地位。清苑除一所县立师范学校外,没有普通中学,只有少数村庄高小附设过初中班。清苑沦陷后,大部分学校停课,教育被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才有所恢复,至1949年,全县有初小和高小均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以上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清苑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特别是新式小学教育取代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私塾教育,并使面向普通大众的初等教育体系在农村大地上的初步确立,这无疑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它对当时的国民教育的影响是相当缓慢的,不过还是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教育对民众人口素质的影响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它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辅助,至少需要安定的和平环境等,而当时中国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尤其是残酷的八年日本侵华战争,肯定损害和延缓了这样的过程。生产者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是农村人口素质最重要的标志。11村调查资料表明,就普通的生产者来讲,清苑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绝大部分人仍然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的愚昧状态。1930年所调查的农村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接近90%;1936年和1946年两个时点的文盲数额有所下降,可是很有限,始终未能改变文盲构成农村人口主体这一基本状况。农民家庭中几代人没有一人识字的现象,一点儿都不罕见。受教育的人口,不仅数量小,而且层次低,大部分是小学水平,而小学水平中又以初小程度占绝对多数,也就是说,农村中的非文盲部分主要是指那些读了1—4年书的人,将近占人口总数的10%;读到高小的村民仅占3%左右;读到初中者,二百人中有一位,是村中绝对的“秀才”;而读到高中者,一千人中有一位;读到大学的村民子弟,更是凤毛麟角,平均一万人中有2人,许多时候其实是零。  与清苑相邻的定县,情况也差不多。李景汉先生1928年起便对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根据他的统计,1930年前后,在7岁及7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占83%,女子的识字率尤其低得可怜,仅占1.7%。另据津南农村生产建设实验场学员的调查,沧县白家口村“村民蔑视教育”,“全村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十”,可见河北省乃至华北地区农村的教育情况大致相似。统计资料还表明,受教育的程度与家庭的经济富裕程度几乎完全成正比。比如在清苑统计资料的三个时点上(1930年、1936年、1946年),少数高中以上学历者全部出于中农家庭以上,其中富农以上的家庭又占主体。贫农及其贫农以下的家庭一般最好的教育程度是高小,只有极个别人(1‰)上到初中。这些数据证明,贫穷是农民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而政府又没有什么作为。  由于贫穷,多数学龄孩子不能入学。一是家里吃饭问题都没解决,没有经济力量供子女上学。其实当时上学没有多少投入,小学不收学费,基本文化用品的花销有限,即使按低标准的消费水平讲也是很有限的,可是许多农民仍然无力提供。二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家庭要尽量和尽早缩小非劳动人口的比重,所以,孩子很小就参加劳动,如打草、拾柴、喂家畜等,成为维持家庭生产和生活运转的不可或缺的小劳动力。这样,清苑7—13岁的学龄儿童中,只有三成左右的少数孩子在学。学龄儿童失学成为文盲的策源地。另据调查,1935年,河北省境内97个县失学儿童比例为60.94%。1936年河北沧县白家口村个案调查,也认定失学儿童占60%以上。据河南有关方面的统计,沁阳等地区的“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三十九,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六十一”,可见,百分之六十左右儿童失学率在华北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从清苑的统计资料中还可看到,在学儿童的比例在缓慢地增长,16年间提高了12.83%,考虑到其间战争连绵不断,应该承认乡村的教育水平还是有所发展。100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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