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8号
89/115

Inter-Asia Research Networks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的界定,民间史料亦可称为民间档案,应属“档案之内”的资料。但与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档案大不相同的是,民间史料中最大量的是社会底层全景式的实录,原始、真切而又鲜活。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为官方档案所不能及。民间史料“内外兼具”的特质在基层单位档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些掌握着“小人物”命运的档案中,可解读出上层官方记载之外的底层社会的政治生态。私家收藏的工作笔记、日记、书信等资料在中心的民间史料中颇引人注目。悉心保存这些珍贵的“独家历史”的档主,既有知名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有大量基层“芝麻官”,更多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丰富的私家历史材料提供了解读当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路径:“由大及小”地接近微观社会与个人的历史“真实”,包括“个性化”及“在地感”或“在场感”。只有当宏大的历史性巨变化约为每一个个体的人生故事,通过各种复杂多变的人生面相在“小社会”中得以展开之时,这部大历史便不只是国家的整体史,极权主义、革命、现代化等等中国当代史的解释框架,才不致于日益乏力,而显现出其鲜活的价值与意义。日記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蔣介石日記》為例的討論呂芳上(台灣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前館長)在中國近代史學界,最近出版私人日記,利用日記作為歷史研究的素材,可說蔚然成風。最顯著的事例之一是蔣介石日記(1917–1972)的開放與運用,的確帶動了民國史研究的新風氣。以蔣介石日記作為素材的近代史研究,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日記的確有助於歷史細節的了解與認識。利用《陳誠日記》、《陳克文日記》,可以看出二戰時期孔氏家族作風不無可議之處,察考蔣日記也有類似批評;提到國軍軍紀不佳,原因之一是軍人營商的壞風氣,這是蔣介石一再告誡軍人不得經商的理由。討論1948、1949年國民政府的危局,利用《胡宗南日記》與蔣介石的日記對比,看出兩人對守重慶,及成都、西昌留守問題主張的落差。蔣介石威嚴而有個性,能直接進諫的周邊人物不多,楊永泰、張治中、熊式輝是其中三人,以熊式輝日記為主要依據的《海桑集》,點出蔣有「一柄兩操」、「用人牽制」、「越級指揮」之病,這可能是蔣1949年前後內外交迫變局下失敗因素之一,蔣的日記依稀可稽。二、近身、長時間觀察的日記,較有助於事物的了解,蔣介石記日記長達五十五年,閱讀其日記,堅毅、不妥協個性躍然紙上。對照沈錡、雷震日記,從吳國楨案、王世杰案、孫立人案到雷震案,蔣「自運樞機」,討厭「恃外凌上」,不受美國干涉,也不屑被視為自由派如胡適等人的指手畫腳,很見蔣倔強個性。拿日記及檔案合併考察,許多人指出蔣的政治風格是重文物、喜手令、注意黨性黨德、以敵為師、以宗教信仰為救贖之道,讀其日記很可體會。《胡宗南日記》中說蔣「軍事認真,政治敷衍」(1942年3月),是有感而發;《陳誠日記》說「垃圾倒在委座看不到的地方」(1944年2月18日),對官府推、拖、拉惡習,尤見諷刺。國人的陋習,蔣知道,也愛管,但無奈。三、好的日記,最好是記述時間長,內容鉅細靡遺,百無禁忌、暢所欲言,尤要能有所感,而能察內情、說關鍵,尤屬上乘。在日記求全不可能的情況下,要避免「摸象」之譏,使用者不能以偏概全,或以全視偏。也就是說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才能裏外通貫、掌握全局。近年來日記大量出版,自是研究近代史者的福音,不過,使用日記,仍得留意作者寫法、習慣與目的。為自己寫的日記多失之片面主觀,為別人而寫的日記往往事多隱晦,等而下之,造假的日記,固不可取,子女、夫人淪為日記殺手時,史家更只能徒呼負負。日記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仍宜利用檔案及他人記載作比較、對証,以求歷史真相,免落入單一史料之弊。085

元のページ 

10秒後に元のページに移動します

※このページを正しく表示するにはFlashPlayer10.2以上が必要で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