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8号
91/115

Inter-Asia Research Networks国开始转变对朝鲜的方针。一方面批判在对外工作中“大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一方面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见面,主动承认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的错误,并提出让驻朝志愿军40万人全部撤退回国,又派彭德怀去当面向金日成道歉。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对金日成在朝鲜的实现绝对独裁的统治予以承认和支持, 金日成则在朝鲜开始全面学习中国,从而开启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中朝关系的确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古代中央“上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或可称之为蒙着革命色彩的最后的“天朝”。第一部评论下斗米伸夫(法政大学)期待已久的畏友沈志华的大作《最后的“天朝”》完稿,并已由朱建荣译成日语出版(岩波书店),笔者对此感到不胜欣喜。此书尤其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就1956年震惊中朝乃至莫斯科的朝鮮劳动党八月事件,给出了全新解释,堪称新的标准解读。其原因在于,沈著对毛泽东策划扳倒金日成这一通俗说法,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史料加以反驳、纠正。仅史料一端,已令人耳目一新。这诚可谓沈氏孜孜求索国内外档案的辛劳成果。自1956年8~9月该事件发生,至1958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其间的中朝关系,同样也是开始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危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鲜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其政治危机乃是关系到中苏安全保障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纵非如此,等级关系与危机管理本就是同盟的关键之处。1945年8月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红军25军原定在朝鲜与日军正面交锋,未料战争结束早于预想,苏联占领了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亟需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在莫斯科负责应付占领地事务的斯蒂科夫大将(大使,日丹诺夫之婿)等人创设了执政党,即劳动党。日语翻译科维仁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выженко,于东京任职后,就任苏共日本科长)等所在的第七科又将驻哈巴罗夫斯克苏军翻译金日成(金圣树)推为新的领导人。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先后领导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等同盟国对策事务实质上由日丹诺夫、米高扬负责,1957年起则由安德罗波夫接管。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中苏是否承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虽有争议,但直到毛泽东、金日成出席195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为止,中苏在亚洲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苏联负责战略问题,亚洲战术指导部则设在北京。对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也包括在内。中苏、中朝关系亦在这一框架之中。以笔者拙见,1955年乃是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同年4月末,金日成以南下统一之方针,携将北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劳动党新纲领案,秘密访问莫斯科。然而持和平共存论的苏联非但否定了该提案,更批判金搞“个人崇拜”,要求朝鲜比照苏联的集团领导,划分党与政府的权限。金一面回应称未来将推举崔庸健为首相,一面却在12月借文艺政策,批判掌控党内组织的亲苏派,鼓吹“我们式”主体思想。对此,亲中派亦表支持。1956年,崔出席了苏联共产党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亦出席了第三次劳动党大会。然而,至八月事件发生为止,亲中派党员开始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在推翻金的谋划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此看来,亲中派党员是在知会苏联大使馆后开始行动的,与中国的意向并无关系。另一方面,结合1955年末苏联的动向来看,便可知苏联对这一行动未必持欢迎态度。前文曾提及的科维仁科与米高扬、彭德怀同入平壤(亦因如此,他当时并未触及日苏和平条约交涉),在他看来金日成的党内权力已087

元のページ 

10秒後に元のページに移動します

※このページを正しく表示するにはFlashPlayer10.2以上が必要です